与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相辉映，孔子还具有鲜明而清醒的立足现实的精神。改造人性，改造社会，是孔子社会政治思想的主题之一。仁学精神的阐扬，礼乐情怀的熏陶，仁智勇合一的人格培养，不外是要提升人性的层次，进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过去不少论者认为孔子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是死守旧道的思想僵化分子，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恐怕值得斟酌。不错，孔子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相当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很难解释孔子为什么面对动荡社会要求重建社会秩序和价值原则，要求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协调的局面。“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76]，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起源的总结，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理论和实践，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孔子曾经自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77]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的现实精神——尽管这种现实精神含有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色彩！孔子要复兴周道，要针砭时弊，要兴灭继绝，全是要建立一个他理想的现实社会。在文艺思想方面，孔子也是以现实为基点的。他著名的关于诗歌功用的兴、观、群、怨说，[78]其实用目的很明确：“迩之事父，远之事君”[79]。他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80]，质言之，学《诗》是为了能够言、可以言。他明确宣称，学《诗》是为了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81]显而易见，孔子这些见解，都是立足现实，以运用为基础的。应该说，摈弃玄想，不尚空谈，依托传统，立足现实，是孔子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于他以后的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有重大影响。荀子秉承儒学传统，却又吸纳法家思想，创立了隆礼重法的政治思维框架，为儒学日后成为真正意义的显学开辟了道路，以至出现“二千年之学，荀学也”[82]的局面。这得力于荀子立足现实思考问题的路子。如果荀子没有立足战国时代的现实状况的思路，不援法入儒以对孔孟儒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则荀子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绝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儒学的政治影响也不可能如此之大。汉代的董仲舒如果不能正确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亡的教训，不援阴阳五行入儒，以建立汉代新儒学的理论骨架，不折中儒、法、道、墨诸家学说以充实儒家的思想资源，则难以建构起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从而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巨大贡献。至于程朱理学吸纳佛学的思辨结构和道家的思想营养，以儒家思想统合佛道而开辟出传统儒学的新的精神方向，则断难在中国哲学史上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至于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事功，文学家的文以载道，等等，无不是以立足现实的精神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百姓日用即道，可谓对立足现实精神的精辟概括。这种立足现实的思想传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黜玄想而尚实际的精神，促进了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日用的色彩，“当下即是”成为道德理想追求和现实生活的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