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论的形式（续前）：说、议、评
如前所述，《通典》的史论，“说”和“议”占了较多的数量，而“评”也比“论”来得多。在杜佑看来，“说”、“议”、“评”同“论”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做这些区别；不仅如此，就是“说”、“议”、“评”三者之间，也有各自的界限，否则也没有必要做这些区别。那么，“说”、“议”、“评”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杜佑在《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的文末自注云：“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议”、“评”的真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段引文的本义来看，杜佑所谓“说”、“议”、“评”是属于三个层次上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的深奥；议，是议先儒的“未明”之义；评，是评“先儒”所据之理的优劣。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鲜明的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