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红军所处之地，山多沟深，林稀水缺，遍地黄土，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红军据有的9座县城，除定边外，住户都不超过200家。除黄河沿岸外，一般村庄也很少有超过四五十户者。总计苏区人口不超过40万人，而红军及各级脱产人员却已超过了3万人，其比例远大于中央苏区最困难的时候。而且这里物产贫乏，除小米外，最大宗的特产就是农民蓄养的山羊。不要说打仗，就是不打仗，这里也不是大军久驻之地。因此，从红军生存的角度，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够及早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均已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北上，即将进入甘南，三支红军主力会合在即，红军兵力将达10万之众，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生存的角度，也都需要加速西北的发动。
1935年4月受命前往上海接通与共产国际联系，后辗转赴莫斯科曾任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潘汉年，8月6日从香港经南京、西安，到达陕北保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有关红军发展战略方向的明确指示。共产国际再度重申了中国红军应该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展，设法将陕、甘、宁、青、新打成一片，与苏联、外蒙接通的战略意图。同时，共产国际明确肯定，在中国红军有可能接通外蒙或新疆的情况下，苏联方面可以考虑从这两个方面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而潘汉年在经过西安时，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张学良进行了交谈。张学良这时的建议是，西北的发动应以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计划为契机，由此来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可考虑在9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远之时，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以便号召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