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中央为适应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而作出的这些策略调整，很快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的严厉批评。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这是“机会主义重新抬头”和“新的右倾”的表现，说提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于9月初一回到国内，也明确地批评了留守中央的上述做法。它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苏维埃革命必须最鲜明、最彻底地打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旗帜，不能拐弯抹角，“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尤其不应突出反日而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甚至于“竟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
中共六大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苏维埃革命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南京政府。因此，新的中共中央回国之后再三强调：“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夺取千万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强健起它的革命领导，工农兵士群众不能在无产阶级很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则中国统治各阶级的混战，帝国主义争中国的大战，便是爆发，也不会于中国革命有多大的助益。”但是，自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尽管国民党内部依旧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战事不断，国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开始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之下，并且开始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国家统一的步骤。这些步骤使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从而也就使得辛亥革命以来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社会各阶层群众很快开始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前景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削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力图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来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和民族经济复兴的主张，日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包括在大批知识分子当中，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即使六大后的新的中共中央，也不能不看在眼里。他们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清楚地注意到，整个1928年，“民族资本的状况，的确比较一九二七年是进步了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天“突飞的进展”着，1929年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比1928年还要明显得多。国民党内部的利害冲突，很明显地已经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南京政府为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势必“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能调协的”。加上“美帝国主义不但要求中国，而且要求世界和平”，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统一中国，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南京政府“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同时要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为在美国支持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斗争感到丝毫的鼓舞。恰恰相反，一心指望积蓄群众力量以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中共中央，对南京政府的日渐巩固和统一深感忧虑。中共中央明白地告诫各级党员：务必要把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视为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