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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