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方法，其目的是在活跃与指导儿童的主动的研究，并使事实和原则的收集服从于理智的自我控制，以及使构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发展。无论何时，以取得的一定分量的知识或学习一定范围的主题作为目的，而牺牲每一个儿童对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掌握，便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倘若儿童能保持他们自然的调查研究的倾向不受损害，到了适当的年龄，他们便能容易地、有效地掌握所需数量的事实并加以概括；反之，如果很早就把事实和概念强加给他们，扼杀寻找新的真理的自然兴趣，那么就流于以获得一些知识取代调查研究。”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在实验学校中，最为基本的方法便是活动，而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各种类型的主动作业(occupations)。在杜威看来，作业的益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业符合儿童生长的内在要求。在早先的时候，杜威便已经对儿童的本质做出了规定——即儿童是自主的、活动的、社会性存在。经过选择的各种作业，诸如木工、烹饪和纺织等，不仅有利于儿童各种能力和习惯的养成，而且也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完全健康的、永久的、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兴趣’”①。儿童提供了大量的直接经验和生活知识。因此，它不是“为灌输知识而组织的实物教学”所能比拟和替代的。另一方面，“它使学校有可能与生活联系，成为儿童生长的地方……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②从而有助于实现学校与社会的联结，有助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