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魏书》卷五《高宗文成帝纪》）
按魏初百官无禄，取给于人民，廉者不得温饱，贪者坐拥厚资，实政之最粃者。旋知其弊，勒为厉禁。然不制禄以养廉，徒恃法以诛赃吏，非正本清源之计也。孝文帝时，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时临朝称制。令召群臣议之，尚书中书监高闾，乃上表请准其奏。
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久长之道。……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丰财之士，未必悉贤。今给其体，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魏书》卷五四《高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