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说的关于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王莽、曹操的辩论，和我之前关于舜武的论述，大体上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我之前在良知之说中已经用规矩尺度作过比喻，应该不需要再多说了。
至于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还需要说几句。不过这个话题很长，我先就你的话来谈一下我的看法，也许能够稍微解开你的疑惑。明堂、辟雍的制度，最初见于《吕氏春秋》的《月令》和汉代儒者的注解。六经、四书之中，并没有详细记载。难道吕氏和汉儒的见识，比三代的圣贤还要高明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还没有被毁坏，那么到了幽王、厉王的时候，周朝的明堂都还好好的。尧舜住在茅屋土阶之中，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备，但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的明堂，固然还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候的旧制，但却无法挽救他们的乱世。为什么呢？难道能够以仁爱之心来推行仁爱的政治，那么即使是茅屋土阶，也等同于明堂；而以幽王、厉王之心来推行幽王、厉王之政，那么即使是明堂，也只是暴政产生的地方吗？汉武帝开始在汉朝讲授这些制度，而武后则在唐朝大力推行，他们的治乱又如何呢？天子的学校叫做辟雍，诸侯的学校叫做泮宫，都只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罢了。然而三代时候的学校，关键都在于阐明人伦关系，而不是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