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语法学究、对语义发音吹毛求疵的人，以及其他秉持理想主义的语言爱好者抗议说，语言学家没有尽心尽力地阻止英语、德语、法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退化”，语言学家会下意识地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蓄意地把语言引向任何方向。学者们一般认为，“科学探究的是：事物是怎么回事，而非事物应该是怎样”；但语言学家做得更彻底，他们主张，干涉的企图全无意义。他们说，言说者群体有自主性，不会跟风。
土耳其的经历似乎和“阻挡语言徒劳无功”的观点相矛盾。今天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会完全按照该国语言学会希望的方式说话，但无可否认，这一好管闲事的官方机构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领域，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土耳其语言学会的影响巨大而持久。
对这种矛盾局面，我能给出两种解释。
当新生的共和国建立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一种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必须设计出来。而这个国家建设项目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要使用一种外来词汇更少、更为“纯粹的土耳其人”的语言。换句话说，对语言改革，这个新生国家一开始就怀有极大的热情。在20世纪操持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人看来，这似乎显得很奇怪，但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在几个世纪前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本质上或许并不总是纯粹主义者，但他们所用的语言，必然具备一定的纯粹规范。东欧的许多语言直到19世纪才经历这一阶段，这些地方的人或许更容易理解土耳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