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以说基本符合沃勒斯坦所论及的“融入”（incorporation）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这两个相关的过程。所谓“融入”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并重新安排它们的空间位置。[4]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向东方国家的渗透过程和强度实际上包含着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个前后相续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在相当根本的意义上是经济秩序而非政治秩序，所以它才能介入原本无法实行政治支配的纵深区域之内。吉登斯曾经评论说，这种解释特别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且由此它还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空间特征。[5]具体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渗透的直接感受确实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也即是说，晚清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把原有的帝国形态转化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所认可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因为所谓“现代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所有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interstate system）之中。所谓“国家的主权”并不意味着完全自治，而是意味着合法性的相互制约。[6]因此，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创制过程，必然影响到现代中国史家对以往中国文明和社会形成的基本估价，而对国与国之间政治秩序形成的敏锐关注，正是构成中国知识界“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