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因革命才成为历史路标，卢梭与革命的关系也有这样的道理。卢梭的理念在革命道德的保护下横冲直撞，而他的生活、性情与病痛等生命意义的存在却为人忽略。从病痛缠身的哲学家变成革命之父、现代制度的奠基者，这是曲解文本的结果，但在理想主义的狂热里，曲解一时有了合法性。1794年卢梭的形象回归历史领域，之前掩盖的问题都来了，与之相关的争论，与其说是针对卢梭，不如说是针对革命家对卢梭的单向度解释。这套解释学的起源有三方面：坦诚与感受性的写作风格，疾病、文人纷争与道德评价，革命时代的政治解读。旧制度晚期，教权、君权受质疑，民众没有了信仰，而卢梭的情感语境填补了个体心理的虚无。1793年11月30日，里尔城的圣莫里斯（Saint-Maurice）教堂更名为“理性祠”（Temple de la Raison），教堂里安放着他的墓，供人祭拜，给人安慰。[51]然而，健康问题让他的形象增添变数，宗教和世俗道德对之持续贬低，革命话语却从他的身体话语里发现了殉道精神，并无限度地夸大，而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因其在法律与伦理中没有确定身份，他与自己的形象会分裂，他还是他，他的形象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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