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后,山东督粮道孙星衍[65]官封大夫,他可谓是一个功成名就之人。在嘉庆五年中秋节之后的第五天,他为金棨的著作写下了第二篇前言。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说关于五岳并没有特别古老的方志;南岳在唐代和宋代曾被两次论及;明代《朔松》之类的著作中也曾对中岳做过描述,但这些并非上乘之作。在他看来,现存最早对泰山做详尽描述的是明代汪子卿的《泰山志》,是经官方审查后付梓的。接着他就对著书一事做了精彩的评论:
大抵前人志书征引诸书,不载出典,又不能搜讨碑碣佚文,仅据旧编增广新闻。而泰安每一守至,辄改作志书,题咏滋繁,掌故删落,是志乘之通病。
过去这种错误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金素中郡伯,以名人莅任,下车即以儒术饰吏治。既臻政通人和,乃取旧志,征实更新之。所载故迹,具有古书名目,是正桀误。搜寻金石,增广遗文轶事凡数十百条,间以己意为之考辨。时郡伯以贤能调守济南,历四载而书始成。
第一章 泰山脚下的五个数字02
然后是作者最具典型性的反思:
世之为政者,莫不以理积案、整顿地方为己任,而视文学为不急之务。夫不知书,亦必不视案牍,案牍积则事多丛脞。不考古则不更事,不更事则不能通今,将谓之不学无术,尚得勤政耶?